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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吉林网    发布时间: 20-06-05   【字号:      】

最简单的实验被称作“最后通牒实验”,假定,A和B分10美元,先由A提出建议10美元中A打算分多少,比如A分8美元,B分2美元,B有可能拒绝,如果B拒绝了这2美元,实验者就会收回10美元,A和B将1分都得不到。从理性的角度说,得到2美元自然比什么都得不到强,所以B应该接受A的建议。这个实验之所以被称作最后通牒,就是说A向B的最后通牒,如果不接受,那么谁都得不到。史密斯分别在学校、市场做了多次相同的实验,结果大多数A实验者都选择了5美元,这充分体现了人们在分配时对公平的渴望。

施蒂格勒曾经说:“那天没有用录音机,是日后经济史上的一大损失。争论到半途,弗里德曼突然站起来,舌战如开枪乱扫,枪弹横飞之后,所有的人都倒下来,只有科斯一人屹立不动。”麦吉也说:“当夜是英国人的光荣。一个英国人单枪匹马战胜整个芝加哥经济学派。”多年以后凯塞尔承认,要找一位对经济体制的运作有如此洞察力、可与科斯相比的经济学家,除亚当·斯密之外别无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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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经济学的解释,“外部性”是指在实际经济活动中,生产者或者消费者的活动对其他生产者或消费者带来的非市场性影响。当然,外部性也有好有坏,比如,养蜂人的蜜蜂为苹果花进行授粉,而果园主以花蜜的形式向养蜂人的蜜蜂提供了食物,人们称之为好的外部性,再比如,公园旁的居民能够获得免费的“景观”就是好的外部性,而公路旁的居民不得不承受巨大的痛苦,这就是坏的外部性。具体购买电视的过程很简单,首先让大家都了解克拉克机制的过程,让两个人先报告自己的效用,然后让第三个人报告,三个人报告的各自的效用减去每人必须负担的成本1000,得到每人的净效用,即每人从购买电视得到的净收益,然后把三个净收益加起来,如果是正值,表明从整体来看是有收益的,那么就购买;如果是负数,即说明总成本还抵不上净收益,就决定不购买。

1986年加利福尼亚大学生物学家哈丁教授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公有地的悲剧》的论文。哈丁教授提出在公有的草地上放羊,放牧人因为增加放养的羊会给他个人带来利益而不断增加羊的数量,但草地的饲养容量是一定的,当羊的总数超过整个草地饲养量时,草地最终会荒芜。所谓“公司”,实际上是企业主们能够雇用和指挥工人的集中代理人制度,这种制度避免了过多的市场交易。雇用员工的合同就如同一份保质期一年的连续劳务输出合同,“公司”的作用就是将要素市场内化,这个过程中引入了“交易成本”,笔试、面试、录取员工需要成本,业务培训需要成本、监视、管理员工的劳动需要成本,在一系列内化的过程中,事实上公司支付了“交易成本”。

很多公司都愿意以超过市场价格相当多的溢价来收购另一家公司,结果当收购完成以后,结果并非股东们想象的那样。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日本人曾号称要买下美国电影象征的好莱坞,可是结果怎么样呢?三菱地所1988年以14亿美元买下的洛克菲勒中心,最终亏损高达880亿日元;松下1990年以61亿美元之巨买到的环球电影公司也在5年后贱卖给了希格拉姆公司;索尼还算幸运,收购的哥伦比亚电影公司,尽管没有贱卖,但由于管理不善,到1994年其账面资产就减值34亿美元。再回想一下,经济学家的建议,我们应该更为保守地报价,这可能是唯一正确的做法。

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他创立了新兴古典经济学,将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论与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浑然一体,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斯密-科斯”框架。

在过去的20年中,美国为从鸡、汽油到利率的大量商品确定了最高限价,在每种情况下,都导致了商品的短缺。人们想要购买产品的数量超过了生产者能够提供的数量,但因为限价,生产者没有了生产这种商品的积极性,虽然购买者得到了利益,但生产者却为此受到了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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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代皇帝都面临同样的困境,面临着同样的信息不对称,这样的困境使他们最后都做出了同样的选择: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

经济学家们首先在拍卖设计中取得突破,并为机制设计贡献了许多精彩的思想。尽管我们多次提到拍卖,但这次我们将对拍卖制度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如果根据斯蒂格利茨的建议,皇帝可以发出甄别信号的方式降低信息不对称,这样的建议就如同皇帝向着大臣们宣布:众位大臣,如果你不造反,那么你想要什么条件?事实上,对于真的想叛乱的大臣而言,这的确是一种可笑得做法,因为皇帝的收益实在是太诱惑了,所以每个有机会得人都不会轻言放弃的。并且,在古代的皇权时代并没有什么大臣市场,那么皇帝们该怎么区分大臣们是否忠心呢?

随即,医生便提出诉讼,要求糖果制造商停止使用机器,而法院爽快地发出了医生所要求的禁令,判决确定了医生享有不让糖果制造商使用机器的权利。阿罗将这种比较选择的方法推广到政治领域,他的证明告诉人们,这种多数表决制度,事实上并不能保证能做出一个最优排序,这也被称为阿罗不可能定理。比如:要求A、B、C三人投票选择X,Y,Z三种可能的社会状态。假设A宁愿选X而不选Y,而且愿选Y而不选Z;B也宁愿选Y而不选Z,但却愿选Z而不选X;C和B一样宁愿选Z而不选X,但和A一样宁愿选X而不选Y。这样将会出现:X以A和C两票胜Y,Y以A和B两票胜Z,但是X胜不了Z,因为Z以B和C两票胜X。换句话说,在这个有三个表决者和三种可能性的简单例子中,民主的多数选择办法导致僵局。

今天,几乎任何一本提到博弈论的书都会讲到“囚徒困境”,并且几乎相同的描述:两名罪犯被警察抓住,谁先坦白将从宽量刑,仅判3个月,而被供出的人将判10年,如果双方都坚持,最后都将无罪释放,但如果都交代,那么就各判5年。教育券的想法相对简单一些,它的办法是取代过去将钱直接补贴给公立学校的做法,而将教育券直接给予各个家庭,以便他们能够将孩子们送进自己选择的学校。这一想法实际上相当于给父母们提供了“选票”,父母可以根据学校的优劣进行投票。

这样的合成谬误更是随处可见:在聚会的时候,每个人都想让自己的声音盖过别人的,可最终发现自己的嗓子冒了烟;在经济萧条的时候,每个人都想多存点钱,结果社会总的储蓄就会减少;即使其他国家拒绝降低他们的关税,减少进口物品的关税也可以使美国得益;如果所有的农民都获得了丰收,那么,农民的总收入可能将会下降。这些在马歇尔、瓦尔拉斯时代,人们所拥有的数学知识是无法解开这个难题的。尽管这个总收益-总成本的问题本身并没有变化,但这个超边际决策的非线性规划问题却令无数人望而却步,马歇尔通过有效的假设简化了问题,从而建立了一般均衡的思想。




(责任编辑:俞飞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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